前言﹕全球化是近年来最受争议的重大课题。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浪潮﹐主力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例如环境保护﹑公平贸易﹑绿色运动﹑公平贸易﹑反对剥削﹑消灭贫穷﹑维护弱势之类的团体。他们指控全球化在自由贸易方面﹐但见美国主导的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连同跨国企业兼并发展中国家企业﹔但见西方连锁餐饮业﹑烟草业危害后进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但见超级强国以多重标准的自由﹑民主﹑人权来干预别国的内政﹔在文化方面﹐西方高度商业化的影艺﹑传媒﹑娱乐﹑体育集团财雄势大﹐以全球化之名掠夺第三世界市场﹐打击在地传统与文化。总括来说﹐他们指控全球化就是“新帝国主义”。
全球化绝对不是一体化﹐而是各国求同存异﹐例如追求普世价值﹐要尊重各国民族文化而不压制少数族群的独特文化﹐要维护本土特色而不固步自封﹐要对全人类人道关怀﹐平等对待所有族群﹐不压榨弱小﹑穷困﹑落后国家人民等等。 这篇报告尝试从全球化过程中探讨﹐华人在汶莱传承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文化在汶莱发展面对的考验和定位问题。
一﹑汶莱中国交往至少一千五百年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南洋各国客商积聚广东沿岸城镇﹐和中国进行商品交换﹐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杨新华杨建华编著的<<浡泥国王墓探源>>推断﹐“南洋各国”当中“包括了渤泥国”﹐目前无法知悉当时汶莱的国名是什么。
唐朝樊绰的<<蛮书>>﹐一名<<云南志>>﹐最早提到“渤泥”﹔中国文献早年称汶莱为“婆利”﹐<<梁书>>﹕梁天监十六年(公元五一七年)和梁普通三年(公元五二二年)﹐婆利国王遣使朝贡中国。 <<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都称婆利﹔
<<新唐书>>则称之为“婆罗”﹔后称婆泥﹐宋代称渤泥﹑佛泥﹔明代称渤泥﹑文莱﹔清代以来称汶莱﹑文莱﹔近代称汶莱﹑文莱﹑婆罗乃﹔中﹑汶于一九九零年建交﹐中国外交部正式采用的中文名称是文莱达鲁萨兰国(Negara Brunei Darussalam﹐字义是“和平之邦文莱”) ﹐简称“文莱”﹐东南亚中文媒体广泛沿用“汶莱”。
汶莱苏丹曾前先后五度访问中国,今年九月下旬再度出访北京﹔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李鹏﹑钱其琛等也先后访问汶莱﹐由于中国将和东南亚十国在十年内共组自由贸易区﹐汶莱和中国的双边关系将不断的加强﹐在全球化过程中﹐历史渊源﹑交通旅游﹑文化活动也将使汶莱重新回归东南亚与东北亚的枢纽地位﹐有利于中华文化在汶莱的发展。
根据当地民间传说﹐汶莱最早的名称是BARUNAH﹐意思是“这里就是了” ﹐原来汶莱的先民到达汶莱河口的时候﹐看到环境的美丽﹑宁静﹑平安﹑便利﹑富饶﹐便脱口而出﹕“这里就是了”。
一三六五年爪哇的文献称汶莱为布伦宁(BURUNENG) ﹔阿拉伯文献在十五十六世纪称之为BARANI﹐BURNAI﹐BAUNI﹔梵文称之为BHURNI﹔早期欧洲人的拼写也五花八门﹕ BORNEI ﹐ BORNEU ﹐ BORNEY﹐ BORNUI ﹐ BRUNAI ﹐ BRUNE ﹐ BURNRU ﹐ BURNEY﹐ BURNEO﹐BURNE﹐BURNI。
中国历史记载十世纪以来许多渤泥国王遣使到中国的事迹。明代(公元一三七零年到一四二五年间)中国至少四次派特使到渤泥。 <<明史‧渤泥国传>>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派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沉秩序出使渤泥国。永乐六年(一四零五年)八月﹐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王室及陪臣一百五十余人访问中国﹐受到明成祖隆重招待﹐十月病逝﹐成祖辍朝三日﹐依照国王“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葬王于安德门外石子岗﹐谥曰“恭顺”﹐又封其子遐旺为渤泥国王﹐派太监与官员护送遐旺归国。这证明当时中﹑汶政治外交关系密切﹐也显示汶莱在东南亚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古都开埠比新加坡香港早几百年
汶莱和中国交往至少一千五百年﹐宋﹑元﹑明时期双边关系最密切。十四世纪之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纷纷从海上前往东方发展贸易﹐加上明朝放弃南下政策﹐所以双方交往在十六世纪中之后便停止﹐但是双方的民间贸易持续﹐十四到十七世纪的的汶莱首都哥打巴都是个繁忙的港口和商贸中心﹐汇集了来自中国﹑交趾支那﹑暹罗﹑北大年﹑彭亨﹑爪哇﹑苏门答腊﹑亚齐﹑马鲁古﹑西里伯斯﹑吕宋﹑棉兰老﹑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地的商人﹐他们在等待季风带来的船只和货物﹐汶莱人和国际商贩自由贸易﹐不但以货易货﹐还用中国的钱币当作各国通用货币﹐换句话说﹐新加坡香港开埠前两百多年﹐汶莱古都哥打巴都已经是区域海运商贸中心﹐已经是经济区域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先驱﹐成为南中国海和地中海的交会点﹐东方和西方的中途站。
过去哥打巴都地区出土大量宋朝以来的中国文物﹐汶莱政府在当地建立博物馆﹐两年来又在该区绵延两公里的汶莱河支流甜柑河(Limau Manis River)河畔挖掘出约五万件唐朝以来的中国文物﹐包括大约一千枚唐代货币﹐不难想像当年汶莱商业贸易的繁华兴盛。
航海家麦哲伦(Ferdinand Megellan)于一五二一年在菲律宾战死之后﹐他的船队在这一年七月续航到汶莱。麦哲伦船队成员﹑意大利人Antonio Pigaffetta在汶莱记录﹐他们骑着大象去谒见当时的国王苏丹阿都•卡哈(Sultan Abdul Kahar)时﹐有两名书记﹐在薄薄的树皮上记录他们和苏丹会谈的过程﹐苏丹供应他们食水和木材﹐准许他们到当地做生意。根据他的记载﹐哥打巴都汶莱河面上的村落﹐居民有两万五千人﹐他们使用的货币是中间有孔的铜钱。考古学家证实明代的钱币在汶莱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广泛流通﹐庞大的贸易使当时的汶莱富裕阶层的财富快速增加﹐可见当时汶莱和中国的双边商贸关系非常密切﹐经济已经迈向区域化。
Pigaffetta还记载﹐汶莱苏丹派人送装满烧酒的酒坛给麦哲伦的船队以示欢迎﹐他形容当地的中国人已经安适的在汶莱定居﹐婆罗洲内陆居民﹐对中国人在当地酿造的坛装烧酒趋之若鹜。中国人也带来腌泡过的肉﹑鱼﹑菜﹑水果﹐装好在坛里﹐糖﹑盐﹑香料也放置在陶瓷器中﹐中华文化在婆罗洲的影响可见一斑。哥打巴都的出土文物证明﹐宋朝以来﹐大批中国陶瓷器如缶﹑坛﹑瓮﹑缸和杯盘茶具装饰品等﹐在汶莱广泛使用﹐中国人还在汶莱设窑生产陶器。在汶莱内陆﹐各式各样的中国粗陶器和瓷器也用于宗教仪式﹑丧礼﹑节日祭典等﹐还是一些部落的权力象征﹑传世之宝﹐婆罗洲全境亦然﹐有的部落到现在还一直保持这种传统。
三﹑十六世纪盛极一时富甲一方
十五世纪伊斯兰教传人汶莱，建立苏丹王国﹐苏丹采用伊斯兰法典来统治国家。第五任苏丹波吉亚(博尔基亚)在一四七三年继位后﹐国势达到最高峰﹐曾经建立一个庞大的海权王国﹐纵横南中国海﹐他统治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和巴拉望群岛﹐伸张势力到马六甲和爪哇一带﹐还一度攻占吕宋的马尼拉。十六世纪中期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相继侵略汶莱﹐皆无功而还。
Antonio Pigaffetta在汶莱的见闻录还提到﹐当时汶莱物产富饶﹐他曾在一位大人物的家中吃饭﹐使用黄金的汤匙﹐除了鱼肉之外﹐还有三十二种肉类﹐当年汶莱王公大臣的气魄﹐经济的繁荣富庶﹐可想而知。 一五二六年葡萄牙人和汶莱签订贸易协定。一五六五年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于一五七八年借故入侵﹐占领占莱﹐次年汶莱部队赶走西班牙人。一六四五年和一六五一年﹐汶莱人和苏禄人联合﹐两度击败来犯的西班牙人。 由于汶莱和中国的贸易密切﹐商业发达﹐汶莱持续繁荣﹐到十七世纪后期﹐汶莱把首都从哥打巴都迁移到人口更多﹐商业更盛的汶莱河上游的水村﹐也就是今天首都斯里巴加湾市水村所在地。
四﹑十九世纪国土流失沦为小国
不过﹐疆土辽阔的苏丹王国后来出现颓势﹐边远地区纷乱时起﹐沿海地区盗贼如毛﹐朝廷鞭长莫及﹐文莱国势式微﹐荷兰人从十八世纪开始﹐由坤甸蚕食南婆罗洲﹔苏禄不再臣服﹔砂劳越土著武装叛乱﹐一八四二年汶莱苏丹被迫封布洛克为砂劳越拉惹(拉查﹑Rajah Sarawak﹐即砂劳越王)﹐大英帝国势力进入婆罗洲北部﹐满清也在这一年割让香港。汶莱中央政府宛如中国东周朝廷﹐难以号令远方的属国和强悍的部落﹐其后逐步失去全部砂劳越﹑汶莱湾的军事要冲纳闽岛和北婆罗洲﹔一八八八年更沦为英国的保护国﹐青山依旧在﹐水村异昔时﹐东南亚最强大的古老王国已经变成海隅一角的撮尔小邦了。
一九零六年，英国开始向汶莱派遣常驻专员，掌握汶莱的全部实权，苏丹只负责宗教和马来习俗事务。一九一三年起﹐英国在汶莱探勘石油。一九二九年第一口油井投入生产﹐汶莱从此在安定中进步﹐外来移民﹑尤其华人逐步增加。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汶莱。一九四五年六月﹐联军光复汶莱文莱﹐修复日军大肆破坏的诗里亚石油工业﹔一九四六年英国恢复管治汶莱。一九五九年汶﹑英签订协议﹐规定国防﹑外交和治安事务由英国负责，其他包括公民权事务由苏丹政府管理。
五﹑苏丹父皇是现代汶莱建筑师
一九五零年登基的第二十八世苏丹奥玛•阿里•赛福鼎﹐勤政爱民﹐致力于经济建设﹐提升国民教育和民生福利﹐一九六二年英国部队平息武装叛乱之后﹐苏丹特别关注民众福祉﹐将汶莱引向现代化﹐被誉为“现代汶莱建筑师”﹐他在位十七年后﹐于一九六七年逊位﹐当年二十一岁的长子哈桑那尔•博尔基亚继任为第二十九世苏丹。一九七一年汶莱与英国签订新约，收回外交和国防以外的内部自治权。一九七九又与英国签订条约﹐汶莱从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起完全独立。新时代的文莱在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更上层楼﹐而且成为东南亚与国际社会的活跃成员。
博尔基亚苏丹为推崇其父皇对国家的卓越贡献﹐将首都汶莱市易名为斯里巴加湾市﹐斯里巴加湾是向其父皇致敬的封号。 汶莱面积五千七百六十五平方公里﹐人口三十六万五人﹐马来人约二十五万﹐约占六成七﹔华人约五万五千﹐约占一成五﹔二零零二年估计的人均所得是一万八千六百美元。
近八成的汶莱华人未能取得公民权﹐非公民即使土生土长也不能自动享有国民待遇﹐因此六十七十年代以来﹐非公民的华人专业﹑技术﹑熟练技工不断流失﹐一些非公民的华校留学生学成之后不返汶莱﹐加上一些国家吸引商业投资移民﹐汶莱华人不断外流﹐华族在汶莱总人口的比率已经从高峰时的两成五降到现在的一成五。近年当局开始以较宽松的措施对待非公民﹐例如在旅行证件上的国民身分﹐将以前的“无国籍”改为“永久居民”﹐以减少非公民出入境外国时可能遭遇的困扰。
马来语是汶莱的国语﹐和英语同为官方语言﹐华人社会广泛使用华语(普通话) 。伊斯兰教是国教﹐信徒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七﹔佛教道教信徒约百分之十三﹔基督教徒百分之十。
中国古籍记载汶莱在十世纪生产细致﹑类似树皮的绿色薄纸﹐但是无法长期保存﹐所以汶莱在十八世纪中页之前基本上并没有信史﹐一千五百多年的中国文献对汶莱的记载多半无法考证﹐即使汶莱政要与历任驻华大使都到南京参观渤泥国王墓﹐官方至今尚未正式肯定墓园埋葬的是他们的先王。汶莱也没有勒碑刻石的文化传统﹐所以追溯历史主要依赖考古学。故都哥打巴都附近﹑汶莱河支流甜柑河沿岸挖掘出来的大批中华文物﹐和九十年代末汶莱领海打捞的一万五千多件古代沉船遗物﹐都可以追溯文莱更多的历史面貌﹐也可以证明昔日王国的强盛﹑辉煌和繁荣﹐与中华文明在汶莱以至婆罗洲的影响。
甜柑河河畔发现的中华文物﹐二零零二年十月开始挖掘﹐到今年八月挖掘五万多件出土文物﹐包括唐代货币﹑中国陶器﹑铜器﹑金器﹑木刻面具和骨骸等。汶莱博物馆馆长班矶兰•卡林博士说﹐这些十到十三世纪的遗物﹐足以证明汶莱不但建国历史悠久﹐而且还有丰富的文化。
考古学家相信﹐除了中国古代代沉船之外﹐由十二到二十世纪﹐汶莱领海或可能还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阿拉伯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沉船﹐未来更多的文物将证明﹐至少一千五百多年来﹐这个东南亚罕见的古老国度﹐其王统与历史文化并未中断﹐抚今思昔﹐值得后人反思。
六﹑华文教育延续八十多年
英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伸张势力到汶莱﹑砂劳越和北婆罗洲(北婆三邦)之后﹐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北婆三邦的共同边界都相对宽松﹐所以长期以来﹐三地人流物流移动相当容易。闽粤两省籍占绝大多数的华人﹐早期多半从邻邦入境﹐或者由中国经新加坡马来半岛转入砂劳越或北婆罗洲﹐然后定居汶莱。二十世纪初汶莱诗里亚石油投产之后﹐越来越多广东籍为主的华人加入汶莱英荷蚬标石油公司工作﹐到五十年代初﹐不少香港华人到汶莱从事建筑工作﹐也带来港式饮食文化﹐直到今天﹐粤菜还是汶莱华人餐饮业的主流。
汶莱华人早在一九一八年首创育才学校，是一九二二年建立的中华学校的前身﹐演变为今天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中华中学(原名汶莱市中华中学﹐简称“汶中”) ﹐是汶莱最大华校﹐学生曾经超过四千人﹔马拉奕港口的华人在一九三一年成立全国第二所华校中华学校﹐五七年增设初中部﹔都东地区华人在三七年创办中华学校﹔诗里亚三八年开办中正小学﹐五四年增设中学部﹔其他地区华人无论经商﹑务农或从事其他行业﹐基于延续母语教育﹐陆续于四六年成立那威中华学校﹔四九年创办淡武廊培育学校﹔五一年开办九汀中华学校﹔最晚的是五五年的双溪岭中岭学校。目前汶莱八所华校构成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体系﹐学生七千三百余人﹐大约一半在汶中﹐全国华校学生之中﹐百分之二十是非华人子弟﹐淡武廊培育学校学生以非华人占多数﹐所以今天的汶莱华人不再单纯为本身族群的下一代办教育﹐也为全国各民族提供学习场所。
汶莱华校早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海外侨民学校课程标准办学﹐英文和数学是中文之外的主修课程。早期的东南亚华校学生﹐和中国本土的学生所读的公民﹑文史地和数理化课文﹐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华侨遵守当地法令﹐对殖民地政府却有疏离感﹐反而受中国为主体的教科书﹑认同中国的教师﹑家长和社会的影响﹐效忠远方的中国﹐以中华儿女自居﹐充满中国民族主义情怀﹐对日抗战时﹐汶莱华侨抗日情绪高涨﹐有的暗中响应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款赈灾运动﹐支援中国抗战﹐日军侵占汶莱之后﹐也在汶莱杀害抗日华侨。
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之后﹐华人也逐步认同居留地﹐华校增加当地历史﹑地理的课程﹐汶莱华校在六十年代后期便开始编写汶莱历史﹐印发汶莱地理教材﹐七十年代在汶莱视学部领导下组织华校课程委员会﹐统筹编印汶莱版华校小学史地课本﹐可惜因故未能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英国在马来亚﹑新加坡﹑汶莱﹑北婆罗洲和砂劳越实施严厉的反共政策﹐严禁中国大陆出版品入境。汶莱华校继续采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中学师资多半来自中国大陆南下的香港知识分子。六十七十年代华校改用台湾在香港发行的教科书﹐到台湾聘请校长和教师。台湾当局也向汶莱华校提供短期师资训练和一些支援﹐录取华校毕业生到台湾就读大专院校﹐汶莱历年的留台学生五百多人﹐大部份是大专毕业﹐是华人社会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也是传承并发扬中华文化的生力军。
七﹑华校转型由量变到质变
汶莱政府在七十年代初发现﹐华校在这个石油王国虽然依法注册﹐却不属于国家教育法令范畴﹐建议国家接管八所华校。华校董事会和校长推派代表多次陈情之后﹐当局允许华校转型﹐以类似汶莱私立的西方教会国民型学校模式继续办学。八十年代以来﹐华校为了遵循政府法令﹐不断调整课程和师资﹐如今小学开始﹐幼童就得同时学习华文﹑英文﹑马来文和阿拉伯文﹐学生课业负担沉重。由于主要课程都是以英语马来语为教学媒介﹐只剩下一门华文﹐学校环境不利于学习华文﹐加上高中毕业会考科目之中﹐中文不及格不影响毕业﹐这当然影响一些学生学习华人的积极性﹐汶中规定华文为会考必选科目﹐以免学生疏忽或放弃华文。
八十年代之后﹐汶莱华校逐步改用新加坡出版的华文课本。不足的师资也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聘请﹐汶莱和中国在一九九零年建交之后﹐华校近年开始聘请中国师资﹐也增加中华传统舞蹈﹑音乐﹑书画﹑技艺等课程与活动﹐让学生通过学习﹐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除了传授中华语文﹐也开拓发展中华文化的更大空间﹐就群育和美育这方面的成果而言﹐是过去无法比拟的。
由于英语马来语是主要教学媒介﹐非华人教师和行政人员的人数也水涨船高﹐华文教师的比率不断下降﹐华语不再成为主流教学媒介和学校行政工作语言。质言之﹐汶莱的八所华校已经由量变进入质变﹐堪称名实不符﹐学生学习中华语文的环境越来越困难﹐这和新加坡﹑泰国﹑印尼的华文教育被边缘化的情况类似。
庆幸的是﹐华校的传统﹑校风﹑精神﹑面貌﹐学生的操守﹑纪律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也是华校吸引学生﹑华人支持华校的重要因素。汶莱政府虽然没有资助华校﹐身为首相的苏丹和教育部长却两度到华校参观﹐此举被认为是对华校最大的肯定和鼓励﹐其实华校一变再变﹐早已经融入国家教育体系﹐不再独树一帜了。
汶莱华校都按照法令成立董事会﹐管理校政﹐其成员由各校的赞助人选出。所有董事和其他华人组织管理层成员一样﹐全部是义务性质﹐八十多年来﹐华校领导层不断的世代交替﹐其视野也在形势变迁中不断扩大﹐唯一不变的是﹐华校董事和赞助人出钱出力的传统一如往昔。
八﹑华团先驱华侨机器研究所
汶莱最早的华人组织是一九三零年注册成立的马拉奕机器研究所﹐这类华人行业组织遍布东南亚﹐多半叫“华侨机器工会”﹐是从事机械的华侨﹑司机﹑半熟练技术人员为主的互助性质团体﹐而不是学术机构﹐如今演变为当地相当活跃的综合性社团﹐称为马拉奕诗里亚华人机器公会。可见上个世纪初﹐华人除了经商务农﹐受雇于英荷蚬标石油公司的为数也不少﹐这些员工是工会的核心成员﹐华机屡次变革﹐会员不再局限于蚬标石油公司雇员或蓝领阶级﹐在汶莱被视为与时并进的华人社团﹐其他华团也跟随时代发展﹐不断变革﹐力求上进。
历史最久的同乡组织是一九三九年成立的马拉奕琼侨公所﹐前身为一九三三年成立的爱群俱乐部﹐现在改名为海南公会。福州﹑客属﹑金门﹑广惠肇﹑大埔﹑福建﹑台商都有宗乡或联谊组织﹐成为闽粤台不同世代移民在的历史见证和缩影。
各地中华商会虽然在抗战胜利之后才成立﹐却是汶莱官方施政的咨询对象之一﹐从而成为华人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华人商场一向是华社生活圈的核心地带﹐所以一些商家往往被推举为华校董事﹐而且经常身兼多个华团的职位。除了地缘﹑业缘﹐汶莱华人目前还有互助﹑留学﹑校友﹑行业﹑音乐﹑体育﹑武术﹑宗教﹑公益﹑慈善﹑文学﹑职工﹑联谊等社团。历史较久规模较大的组织纷纷成立青年组和妇女组﹔汶莱留台同学会更让一些特定群体在独立注册之前靠挂﹐例如留台写作组﹑书法组与外丹功组。宗乡团体的联合编组如“五属乡团联谊会”﹐也使华人社会的不同方言组织在活动方面产生相乘效应。
此外﹐汶莱大埔乡亲早在一九四五年便参与砂劳越同乡会的组织与活动﹐客属公会七十年代已经参与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近年汶莱华人社团还主办区域的文艺和乡亲活动﹐并且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团交流﹑合作﹑互动﹐配合政府举办的国际活动。最值得赞扬的是﹐所有宗乡团体都努力发扬原乡的文娱活动﹐原乡的节日祭典﹐传统习俗﹔致力于会员的福利﹑会员子女的教育奖励与文教体育活动﹐对维持华人优良传统﹑发扬中华文化作出重大贡献。
九﹑中华文化在汶莱的三大支柱
由于新加坡﹑砂劳越的报章战前已经进入入汶莱﹐五十年代以来﹐砂劳越出版的华文报章更在汶莱设立办事处﹐还专辟汶莱版﹐邀请汶莱华人加入董事会﹐并成立分社﹐所以逐渐成为汶莱华人的主流媒体。汶莱曾经在六十年代出版华文日报﹐因为经营困难而关闭。另一方面﹐外地媒体为了争夺汶莱华人市场﹐大幅度刊登涉及汶莱华人的消息﹐增加报道分析评论大中华地区动态﹐和有关中华文化的副刊﹐所以包括网路在内的华文媒体﹐一方面自然而然成为汶莱华社和全球华人精神和文化的纽带﹐另一方面也扩大中华文化在汶莱的影响。
一些华人社团长期和台湾与金门交流合作﹐汶莱中国建交之后﹐华人社团才正式以注册团体的名义﹐前往他们睽违已久的原乡寻根探源﹐华团和两岸四地的互访﹑交流﹑合作﹐从区域化迈向全球化﹐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在汶莱的发展。
中华文化能在汶莱薪火相传﹐华校﹑华人社团和华文媒体是三大支柱。纵观东南亚各国﹐中华文化在汶莱的发展具有其独特性﹐亦有步他国后尘的隐懮。八所华校的董事会和三十几个华人社团﹐竭尽所能发展会务﹐支撑华文教育﹐近百年的演变之后﹐汶莱华人在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而且从六十年代之后不断移民世界各地﹐部份回流汶莱﹐但是汶莱华人社会的精神面貌﹑观念﹑价值观等﹐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无可否认﹐华校和华团在这方面的长期努力功不可没﹐华文媒体的鼓励﹑宣导﹑讨论也促使华社意识到华文教育面对的困境和应兴应革事宜。
十﹑结语
汶莱华校如今负担不同的教育使命﹐但是华校在全体华人和部份非华人及企业支持下﹐一直为国家挑起培养人才的重责大任﹐华校依旧维持上个世纪以来的优良校风﹐所以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汶莱华校﹑华人社团和整体的华人社会的精神面貌并没有像新加坡华人社会一样急速改变。质言之﹐新加坡老一代华人为功利主义弥漫而神伤﹐为传统华校消失而痛心﹐为华文程度一落千丈而嗟叹﹐为西方次文化冲击新世代而担懮﹐汶莱华社在整体上还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实在难能可贵。
当别国有一定比率的华人不再认同中华文化﹐不关怀原乡的根﹐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追逐潮流时尚和消费文化﹐甚至宁愿当外国人﹔部份受英文教育者公然歧视﹑蔑视﹑漠视出身华校源流的同胞﹐检视汶莱华社﹐整个华社没有质变﹐情况令人宽慰。
汶莱华人办华校﹐完全没有官方资助﹐也没有外援﹐踏入新世纪﹐华社始终自求多福﹐对质变之后的华校的赞助﹑热忱﹑关心一直有增无减﹐使中华文化成为这个马来回教君主国家丰富文化的一环﹐为华社和国家作出卓越的贡献。
环顾东南亚﹐有的国家急剧推行国家语文政策﹐动摇逾越百年积淀的英文教育基础﹐连领导人都惊呼要重振英文教育以因应全球化﹔有的国家旗帜鲜明的大树特树英文至上的思想﹐以为这样可以多﹑快﹑好﹑省的迈向国际化和全球化﹐将华语视同商业用语﹐民间沟通工具﹐以至英文势力笼罩一切﹐华文源流学府名存实亡﹐可是转眼之间又发现西方次文化入侵﹐西方观念的国民往往较缺国家认同感﹐机会一来就移民西方国家当逃兵。时移势易之后﹐政府又发现要赶搭中国经济快车﹐仅仅能说华语﹐也是事倍功半﹐必须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于是赶紧亡羊补牢﹔有的国家疾风暴雨式的关闭华校﹐华人精英也随之外流﹐现在只好临阵招募通晓华文的客军。
看看邻邦﹐往往以国家资源来调整偏差的教育政策﹔想想汶莱﹐五万华人没有政府资助﹐也没有行政支援﹐面对的困难千百倍于任何主权国家﹐竟然让华校在不同阶段弦歌不绝﹐实在是举世罕见的文化奇迹﹗
汶莱华校无法改变自身的处境﹐华人社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负起更大的使命﹐例如支援华校的特定活动﹐举办以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为本的人文教育或社团活动﹐防范青少年变成丧失优良文化价值观的无根的一代等等。 ﹐
华校和华人社团可以创造辅助环境﹐鼓励学生和社会人士学习华文﹐例如邀请学者专家办华文教师研习班﹑写作营与中华文化艺能活动﹔或者组团到其他地区参与文化观摩。
古代渤泥曾经是南洋各国对华商贸的中心﹐又是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播与发展的同心圆﹐今天汶莱华文教育面对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华人社会宜乎协调当局﹐迎接中国加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的到来﹐顺应经济全球化与中文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努力说服各方﹐将华文视同国家文化的一环﹐将中华语文纳入国家课程与考试范围﹐别国过犹不及的偏差教育政策﹐已经付出不同程度的重大代价﹐这应该是是汶莱朝野最好的借鉴。
主要参考资料﹕
1 / 杨新华﹑杨建华编著﹕ <<浡泥国王墓探源>>﹐南京大学出版社
2 / Michel L'hour: The Sunken Treasures of Brunei Darussalam, Textuel, (Grafedit,Italy, 2001)
3 / 汶莱华校课程委员会﹕ <<汶莱历史讲义>>一九七七年试印本﹐未出版
4 / 台湾婆罗乃青年社﹕<<婆罗乃青年>>创刊号﹑第三期﹑第四期
5 / 网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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